1922年,在北大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夫之一章所用的资料即来源于此。又受到王夫之关于屈原居湘中的“湘”其实是汉水一说的启发,此后对古史地名沿革的研究,发端于此。
1923年起,分别编撰《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1931年,在北大期间,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即《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943年,将自己当时正在撰写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当中的各个篇章,以及接着撰写的几篇有关中国文化与宋明理学方面的论文陆续投寄了过去。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将自己的治学对象从历史转向了文化。
1944年,钱穆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7年,著成《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中国历史新编》《孟子研究》《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等书。
1949年,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为了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又筹划创办“亚洲文商学院”。之后更名为“新亚书院”。
1965年6月,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结束在香港办学16年的生涯。
1968年,完成了《中华文化十二讲》《孔子与论语》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著述。
1984年5月15日,与牟宗三荣获“中华民国行政院”第三届“七十二年行政院文化奖”。
1986年,正式结束了他自1912年即已开始的从教生涯。
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无疾而终,享年96岁。
《墨子》《王守仁》《刘向歆父子年谱》《国学概论》《惠施公孙龙》《老子辨》《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文化与教育》《中国文化史导论》《政学私言》《国史新论》《民族与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学论丛》等
他的历史观是精神的生命史观。首先,历史发展的动力与终极决定因素不是经济与生产力,而是人的主观精神。“诸位学史学,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远大的历史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在人。决定人的,不在眼前的物质条件,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可见他的史学是以精神发展史来解释历史。其次,任何民族及其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同于自然的时间,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都是以精神的形式在持续、绵延,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浑然凝成一体,构一个“大现在”,“一个有宽度之现在”。因此历史研究必须要有动态分析,不能停留于静止、孤立的观察。第三,整个历史之于个人,实是一个大生命的延续,是民族大生命的发展过程。“中国历史背后有一大图样,才成此大建筑……我们要了解历史,只是要了解自己这个一个民族,这一条绵延这四五千年的大生命。有此大生命,才有我们今天各自的小生命。只有中国人最懂得此一种所谓‘生命’之学,即,是‘做人’之学,因此能四五千年到今天,拥有七亿人口的一个竟生命,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如此。”可见钱穆的史学是基于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生命史学。
陈寅恪:钱宾四《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顾颉刚: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渊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林语堂:钱先生学问精纯,思想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功夫,作为平正笃实的文章。
牟宗三:钱先生在北大,课讲得很精彩,学生们都很欢迎他。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研究秦汉史莫不以钱先生为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