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回乱，又称同治陕甘回变，是清朝同治年间（1862年至1873年）爆发的一场波及陕西、甘肃两省的大规模动乱。这场动乱主要牵动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民众，因此亦被称为回民起义。其起义的根源复杂，涵盖了清朝末期的政治腐败、经济剥削、民族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宗教信仰的冲突等诸多因素。

起义的直接触发因素是汉族地主团练对回民的残酷压迫和欺凌，以及清朝政府的不当民族政策。在动乱中，回民在宗教领袖的引领下，曾试图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这场大动乱带来了深重的后果，不仅导致大量人口的丧失，还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据历史记载，陕西在战乱中损失了高达622万的人口，而甘肃的人口损失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455.5万。

为了平息这场由汉族地主团练对回民的残酷压迫和欺凌所引发的动乱，清政府派出了左宗棠等将领率领军队进行镇压。左宗棠在镇压过程中，采用了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的策略，既进行了严厉的军事打击，也尝试通过政治手段进行安抚。然而，在清军与回民的冲突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最终，在左宗棠的指挥下，这场动乱得以逐步平息。

这场动乱对中国西北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改变了当地的民族分布格局，更对晚清至民国时期的西北政治局势带来了重大影响。同时，这场动乱也牵动了国际社会的目光，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及边疆危机紧密相连。

这场历史事件极为复杂，牵涉到众多因素，因而不同历史学者可能对其有不同的解读和评价。在探讨此类历史事件时，我们应当时刻保持客观和理性的态度，避免片面地将其归为某种标签或受情绪影响。

历史背景

这场同治陕甘回变，背景深远且复杂。它发生在19世纪清朝同治年间，地点位于中国西北地区，是一场持续了长达10余年的族群与宗教战争。从1862年一直持续到1873年，这场战争不仅波及了陕西和甘肃，还蔓延至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其起因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清朝西北防务空虚、清政府对人民的盘剥加剧、地方政府的欺压、民族与宗教信仰的差异，以及长期积累的民事和刑事矛盾等。这些矛盾在回民和汉民之间日益激化，最终引发了残酷的报复性屠杀。左宗棠率领的湘军在1873年彻底平定了这场动乱，但战争给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据统计，陕甘两省在战乱中损失的人口总数高达约2000万，这一数字令人触目惊心。战后，清廷对许多战败的回民叛乱者采取了严厉措施，将他们流放到西部更偏远的山区和土地贫瘠的地方。

云南回乱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余波影响下，滇西地区于咸丰六年（1856年）爆发了回、汉、白、彝等多族人民的联合反清起义。这场动乱中，回族领袖杜文秀被拥立为“总统兵马大元帅”，标志着回乱正式爆发。杜文秀率军攻占大理，并建立了由回族、汉族、黎族、白族等18大司组成的庞大政权。有传闻称，杜文秀曾意图在云南建立伊斯兰苏丹国，尽管这一说法尚未得到确证。

在大理政权后期，杜文秀的义子刘道衡曾以苏丹亲王的身份赴伦敦向英国女王求助，然而这一请求被英帝国拒绝，当时太平天国已彻底失去西方支持，而清廷则趁机平定了回乱。刘道衡因故滞留缅甸，而云南回乱的影响也迅速蔓延至贵州、四川乃至回民聚居的陕甘地区。在此期间，云南回民头目任武前往陕西进行宣传鼓动，进一步加剧了回汉之间的矛盾。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地区的官僚和地主对当地人民实施了沉重的田赋附加剥削。自康熙六十一年起，清代的田赋附加便开始征收，起初是为了弥补政府办公费和官吏津贴的不足。然而，随着乾隆年间的加征“平馀及嘉庆道光年间的进一步加征，田赋的实际征收量大幅增加，甚至达到了正规田赋的160%。

在陕西，除了民田外，还有元明时期遗留下来的“屯卫田”和“更名田”，这些均为官产。农民耕种官田时，必须缴纳包括“本色”、“样粮”、“土粮”和“馀粮”在内的多种税费，而仓吏在收租时又巧立名目，将多个项目摊派到租赋之中。

同治年间以前，以永丰、敬录两仓道为例，政府每年的征粮收入仅为十八万石，然而官吏对纳粮百姓的剥削量却高达二十几万之多。这种沉重的剥削使得贫苦农民无论回汉都无法生存，更别提忍受附加之外的徭役了。

此外，西北地区自清代以来一直战事不断。统治者发动的新疆、西藏、金川以及镇压白莲教等战役使得兵差特别繁重。例如，乾隆二十年为供应索伦锡伯军队过境，陕甘八个州府便需供应大量军需物资，派遣了一万一千九百头马骡。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对内则需筹措大量军费镇压各地农民起义，这使得对农民的苛捐杂税更加沉重。在回民暴动之前，陕西地区就已爆发过两次农民运动。尽管这些起义最终都失败了，但它们揭示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性。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蹂躏江南，清廷丧失了最大的财政来源，财政压力因此转移到了北方。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河南、山东捻军的爆发和云南、贵州等地回民战争的加剧，财赋之压力更进一步转移到了西北及山西等地。陕西作为西北较为富庶的地区，被视为饷源所在，成为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基地之一。《清实录》记载：“此时京饷及各军饷粮，均赖山、陕西省接济。”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陕西防务的空虚状态

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冲击下，陕西清军主力被调往南方，导致陕西防务空虚。这一状况为后来的陕西回乱埋下了隐患。白彦虎，作为陕西回乱十八元帅之一，曾被征召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等叛乱，他的经历也反映了当时陕西清军的困境。

回民起义的爆发

随着太平军与捑军进逼陕西，清廷在西安就地起用张芾协办团练以抵御叛军。张芾在当地享有声望，他自告奋勇调解回汉冲突，并点名要回民头目任武出面。然而，任武认为此前汉民团练等对回民的屠杀只是开始，他率领回众绑架了张芾，并在张的坐轿中发现“秦不留回”的传单，将张芾杀死。为了消除回民的疑惧，任武甚至杀死了自己的妻儿。这一事件引发了新老教派教宦门阀的纷纷起事，进一步加剧了陕西的混乱。

回民起义的演进

在任武杀死张芾后，回民的起义情绪进一步高涨。新老教派教宦门阀纷纷响应，陕西的混乱局势愈发不可收拾。

圣山砍竹，这一回变前夕的严重回汉冲突，成为陕西混乱局势的又一导火索。旧史籍记载，这场械斗由砍竹事件直接引发。具体来说，四月初，乱贼从大峪出没，渭邑赵权中曾招募回勇五百人防卫刘峪口（位于华县南）。然而，这些回勇在关键时刻溃逃，沿途制造事端，最终在圣山村砍竹时与汉民发生冲突，又在瓜坡进行斗殴。回勇随后赴州控诉，但华州知州濮尧在审理时判定回民理亏，并宣布：“今后回民伤害汉民以十抵一，汉民伤害回民以一抵十。”这一判决激起了回民的愤怒，尤其是回民快头秦英，他愤愤不平地离开公堂，密谋叛乱。同时，巡抚瑛棨在奏折中也指出，此次汉回间的争端起源于华州回民购买竹杆时，因汉民抬价而引发的争执，最终导致回民伤亡。随着乱事的进一步扩大，清军开始进行反攻。

1862年五月，张芾被回民杀害后，回民武装迅速壮大，并于同年6月底包围了陕西省城西安。随后，回民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等人在甘肃境内相继起兵，哲合忍耶派教主马化龙也在金积堡发动起义。

清廷对此作出反应，命令多隆阿督办陕西军务。然而，多隆阿的部队在途中遭遇太平军阻击，清廷不得不另派胜保带兵入陕。但胜保在战斗中失利却谎报胜利，最终清廷决定让多隆阿率军进入陕西与回军作战。

多隆阿在陕西展开了对回军的攻击，并于1863年二月攻占了回军在同州的两个重要据点。同年九月，他又攻占了苏家沟和渭城湾，击毙敌军一万七、八千人，迫使陕西回军向甘肃撤退。

在多隆阿的持续攻击下，当地“顺天军”蓝大顺部也被击溃。1864年4月1日，多隆阿收复了盩厔，但在进城时遭遇流弹受伤，最终于5月18日因伤重不治。

回民起义期间，大量汉民纷纷逃入有清军和民团防守的城市以避难。然而，回军在攻陷固原城、平凉府城、宁夏府城以及灵州城等地时，都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其中，固原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平凉府城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数十万。此外，宁夏府城和灵州城的屠杀也造成了大量汉民的死亡。同年巩昌府的城内回民也几乎被汉民杀尽。1864年二月，回军再次攻陷渭源县城，导致数万生灵涂炭，满城官员无一幸免。

多隆阿逝世后，清廷任命杨岳斌为陕甘总督，继续镇压回军。然而，陕甘地区不仅战乱频仍，还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加之境外接济不足，清军粮饷匮乏，多次发生哗变。面对这些困境，杨岳斌束手无策，最终在1866年请辞。清廷随后改派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试图打破这一胶着状态。

1866年，回军攻陷了靖远县城，造成“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万”的惨状。到了1867年四月，回军又攻占了合水县城，导致“人民杀毙饿死者十有六七”。

在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后，他明确了进兵的先后顺序，并致力于解决粮饷问题。左宗棠首先对捻军展开攻击，并在1868年成功平定了西捻军。随后，他转向陕西，与回军展开激战。为了解决粮饷匮乏的问题，左宗棠推行了屯田政策，并从外地购买粮食运往陕甘地区。此外，他的军队配备了大量西式枪炮，这为他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陕北的战斗中，左宗棠派刘松山进攻，并在1868年十二月击败了以陕北为根据地的汉人武装董福祥军。董福祥率领部众归降，刘松山从中挑选精锐士兵编成清军三营，从而加强了兵力。

与此同时，陕西的回民武装在甘肃东部成立了“十八大营”，对陕西展开反击。但到了1869年二月，左军攻占了董志原并收复了庆阳，此役回军损失惨重。至五月，陕甘境内的回军已被肃清。随后，陕西回军向甘肃北路回军马化龙部的根据地金积堡撤退。

左宗棠命令刘松山从陕北向金积堡进发，以追击撤退的陕西回军，同时，他派雷正绾等人从董志原等地出发，向固原进军，以提供支援。然而，马化龙在1866年向清朝请降后，仍秘密保留武装，并继续以金积堡为中心扩张势力，援助其他回军。左宗棠识破了马化龙的虚伪，而马化龙也预感到左军的不善意图，因此加强了军备和防御工事。

到了1869年八月，刘松山对灵州一带的回军发起了进攻。面对清军的逼近，马化龙在求和未果后，决定重新反叛。同年九月，马化龙的回军在灵州屠杀了十余万汉民，并抢夺了他们的财产和妇女。刘松山随后攻占了灵州，并继续向金积堡发动进攻。在遇到抵抗的回民堡寨时，他往往会下令在攻破后不分军民地全部屠杀。

1870年正月，刘松山在战斗中不幸阵亡（一说是在接受回军投降时被刺杀，但此说法缺乏确凿证据）。回军乘机展开反攻，并再次进入陕西境内。清廷为了应对这一局势，命令李鸿章协助处理陕甘军务，并增派两万多名淮军进入陕西。左宗棠则起用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来接管刘军的指挥权，继续对金积堡展开进攻。最终，在1870年三月，陕西境内的回军被彻底肃清。

1870年五月，天津教案爆发，李鸿章被召至天津处理善后事宜，随后更出任直隶总督一职，淮军因此也从陕西撤走，镇压回军的任务便交由左宗棠继续承担。在清军的严密封锁下，金积堡的粮食供应逐渐枯竭。为了减少粮食消耗，金积堡方面不得不放出平民向清军投降。最终，在1870年十一月，坚守金积堡已久的马化龙因粮尽援绝而向清军投降。

在马化龙投降时，他承诺会交出全部军械。然而，清军却在金积堡内掘出了马化龙私藏的大批洋枪，这可能引发了清军对刘松山战死之仇的报复心理。因此，左宗棠在1871年正月下令处死了马化龙，并杀死了他的亲属及部众约二千人。其他投降的回民则被分别押往不同地点进行安置。

随后，左宗棠在1871年进驻甘肃，并开始着手处理陕西回军的残余势力。这些残余势力从金积堡逃到河州，再从河州逃到西宁。在1872年四月，河州回军的头目马占鳌选择投降，并被左宗棠编入清军。

左宗棠的下一个目标是盘踞在西宁的马桂源、马本源兄弟。经过一番激战，清军在1872年十月收复了西宁城。到了1873年二月，马桂源和马本源被俘虏并处死，以此结束了他们的反抗。以白彦虎为首的残余回军最终被迫退出青海，逃至新疆投靠阿古柏，后又逃至沙俄并最终死于俄国。

1873年九月，肃州回军首领马文禄在坚守肃州城两年后因粮尽而向左宗棠投降。肃州城曾遭受回军严重破坏，汉民三万余人中，精壮者被杀，妇女被掳，到清军收复时，城内仅剩老弱者千余人。左宗棠在同月处死马文禄，并杀死投降的回军一千余人及城内除老弱妇女外的回民数千人，同治陕甘回变至此结束。

清廷在镇压回民暴动后，为维持陕甘地区稳定，防范回民再次暴乱，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将投降的回民与汉民分隔安置，避免回汉杂居；限制被迁移的回民不得返回原居地，如需远行需申请“路票”并限期返回。

值得注意的是，马占鳌在“新路坡”战斗中表现出色，虽打死左宗棠悍将并使湘军溃散，却因此一战成名。战后，他派儿子等十名战将的儿子赴左宗棠中军大营请降，并亲自带领十二名首领前往兰州请罪。左宗棠对马占鳌的态度宽容，不仅解除了他的夹锁，还与他彻夜长谈，称赞他“明大义，懂军事”，从而为马占鳌网开一面，未对其进行严厉的善后处理。这一事件为马氏家族在西北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马家军左右中国西北政局长达七十多年之久。

深远影响

这场战乱对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争过程中，回民与汉民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据《中国人口史》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年）前，甘肃（包含现今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地区）的人口约为1900万。然而，到了光绪六年（1880年）战后，该省人口仅存495.5万，损失了高达1400万人口，占比达到74.5%。同样，陕西在咸丰十一年时的人口为1394万，但在同治元年至光绪五年的17年间，人口锐减至772余万，损失总数达622万，占比44.6%。在这17年的战争期间，因战乱导致的人口损失约为520.8万，占比高达83.7%，而灾荒造成的人口损失仅占16.3%。回民在这次战乱中遭受的损失尤为惨重。战后，陕西省原有的约200万回民仅存西安城内和陕南的2-3万，其余6万余投降人口被安置于平凉、凉州等地。甘肃省的回民在战争中死亡或失踪的人口超过八成，汉民也损失了近七成。此外，约有5000名回民随白彦虎逃至俄国，演变成为今天的东干族。

战前，陕西省的人口总数超过1300万，其中汉民占据多数，达到1100多万，约占82%。回民则约为200万，占总人口的15%，尤其在关中地区，有时会出现民七回三的情况。此外，还有数十万其他民族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约为3%。然而，战后陕西省的人口锐减至700多万，死亡或失踪人口高达600多万。在失踪或死亡的人口中，汉民达到了400多万，而回民则约为190万。战后，整个陕西省内仅存的回民人口主要集中在西安城内，数量不足4万。

同样，战前的甘肃省人口约为1900万，涵盖了现今的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地区。汉民和回民分别占总人口的60%和36%，其他民族则占4%。然而，战后甘肃省的人口大幅下降至约500万，死亡或失踪人口高达1400万。在失踪或死亡的人数中，汉民和回民分别损失了约800万和600万。

总体来看，陕甘两省在战乱中死亡或失踪的人口总数约为2000万。其中，汉民的死亡或失踪人数约为1200万，回民则为近800万。至于其他民族的数据，则因资料缺乏而无法详细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