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南音】中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渊源

“南音”一词最早应该出现在汉代，张衡《南都赋》云：“齐僮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高诱注曰：“南歌，取南音以为歌也。”“南音”文献有载。《吕氏春秋音初》记：“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南音。”从“侯人兮猗”与《楚辞》体式相类来看，南音主要应指楚音，也很可能包括长江下游的吴音和越音。（杨匡民：《楚声今昔初探》，《江汉论坛》1980年第5期。）

唐宋

一般认为南曲起源于唐，形成于宋：

（1）据文献记载：唐僖宗光启元年（885），王潮、王审知兄弟率军入闽，他们带去了唐代“大曲”传播于民间。大曲与当地民间音乐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从而产生了别具一格的“南曲”。

（2）南曲的主奏乐器琵琶的演奏姿势是斜抱着弹奏。所用筒箫严格规定为一尺八寸。这两件乐器的演奏姿势与形制与唐旧制相符。

（3）南曲的曲牌名称有不少与唐代大曲、法曲的曲牌名称相同。如《摩诃兜勒》《子夜歌》、《清平乐》、《梁州曲》、《婆罗门》等。

（4）宋代“南戏”五大名剧：《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和《琵琶记》，南曲也演唱这些剧目。

元朝

元朝时，文人加入戏曲创作，南音一方面吸取元曲之内容，一方面模仿其风格从事创作。及至五大传奇《琵琶记》、《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及《杀狗记》产生后，更丰富南音曲文；此外各地声腔亦为南音所吸收、融合。至明代中叶以后，流行于江浙一带昆山腔、弋阳腔传入闽南，亦为南音所吸收，而创作亦日渐增多，迄清代，南音已相当成熟。

论点

南音的源流研究资料不少，主要有以下一些论点：

1．南音肇始于秦汉的“相和歌”，如“趋”、“乱”、“艳曲”都带有南音的影子；

2．南音起源于唐“大曲”、“雅乐”；

3．南音源自元明的“曲”；

4．南音形成于明清，北曲南迁形成。

艺术特色

乐器

泉州南音以洞箫、南琵琶、三弦、二弦及拍板的坐奏称“顶四管”，以南嗳（唢呐）南琵琶、三弦、二弦及拍板的坐奏和响盏、小叫（狗叫）、木鱼（铎）、双铃、四宝及扁鼓等乐器的立奏合称“下四管”。在惠安一带有用云锣、铜钟、小钗和笙等。

南音所用的主要乐器洞箫又称“尺八”，十目九节，其长0.6米，音孔前五后一，延用唐箫规制，音色典雅浑厚、柔和优美。泉州洞箫与现今日本专门收集民间乐器的博物馆正仓院保存的唐制“尺八”形制一样，日本尺八是南北朝末年至唐朝初年由中国传过去的。

南琵琶，是保持唐代形制的曲项琵琶，南琶横抱（《明刊三种》所载为斜抱），有别于北方琵琶（竖抱），弹奏时低音淳厚沉抑、中音明快柔和、高音坚实清脆、紧张尖锐演奏南曲的。和泉州开元寺内的飞天乐伎及敦煌壁画上的飞天造型十分相似。

南音的二弦与魏晋“奚琴”相似，琴杆、琴筒、琴轸均为竹制，琴弓亦为竹丝，音色柔和甜美，其声极为古朴。

三弦中、低音浑厚坚实、高音响亮。

拍板与唐以前的“节”相同，由五块荔木片串成，演唱者双手执拍板，于乐曲强拍处撩拍。

而用闽南话演唱南曲，其中就有许多中原古语的词汇和音韵完好地保存至今。

工尺谱

泉州南音有着别具一格的记谱法，称为“工乂谱”（“乂”为“尺”字的俗写），它以“乂、工、六、思、一”五个正声为基础，与全国统一的七声音阶的工尺谱并不相同，让人容易联想到我国古代先秦时期的“宫商角徵羽”五声乐谱。泉州南音工乂谱由谱字、“指骨”（表示时值和琵琶弹奏记号）、撩拍三部分组成，是记录泉州南音音乐语言的汉字化表意乐谱，蕴含了历史悠久的古代乐学理论。

内容

《中国音乐词典》载“南音”条目有以下四方面的内容：①周代的南方音乐，简称“南”。②先秦已视作古乐的“南音”。③即“福建南曲”。④曲艺的一种，用广州方言演唱。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百多年历史，以清唱为主。由此可见，南音、南曲之名古已有之，专指特定年代、特定地域的音乐；而“南音”又在一百多年前已为广东的地方民间音乐所名。

王骥德《曲律》中论及：“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栉调比声，北曲遂擅盛一代；顾未免滞于弦索，且多染胡语，其声近哓以杀，南人不习也。迨季世入我明，又变而为南曲，婉丽妩媚，一唱三叹，于是美善兼至，极声调之致。”又曰“《孺子》、《接舆》、《越人》、《紫玉》、吴歈、楚艳，以及今之戏文，皆南音也。”这里所提到的“南音”、“南曲”是指今之“昆曲”，以及江、浙、赣一带的海盐腔、余姚腔、青阳腔、弋阳腔等。所以“南音”、“南曲”古代、现代，以及地域不同，所指也不同。

泉州南音由“大谱”、“散曲”和“指套”三大部分（俗称“指”、“谱”、“曲”）构成完整的音乐体系。“指”，即“指套”，亦称“套曲”，是一种有词、有谱、有指法（即琵琶弹奏指法）、比较完整的套曲。每套套曲由两首至七首散曲组成，以音乐的“管门”和“滚门”归类编成套，共50大套，主要有《自来》、《一纸相思》、《趁赏花灯》、《心肝拨碎》、《为君出》5套。“谱”是有标题的器乐套曲，附有琵琶弹法，是有标题的器乐套曲，没有曲词，以琵琶、洞箫及二弦、三弦为主奏乐器。每套包括三支至十多支曲牌，共16大套。内容多为描述四季景色、花鸟昆虫或骏马奔驰等情景，其中著名的有“四”（《四时景》）、“梅”（《梅花操》）、“走”（《八骏马》）、“归”《百鸟归巢》）4套。“曲”即散曲，又称草曲，只唱不说。有谱、有词，一般由琵琶、洞箫、二弦、三弦等四件主要乐器伴奏。

特点

据学者研究考证，从南音的曲牌名称、格调韵味和所用乐器的制造特点、演奏姿势等方面看，都足以说明南音与唐宋大曲、法曲、宋词、元散曲有着密切关系，“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它保留着唐宋古典曲牌，有浓厚的中原古乐遗风，间或融入某种异域情调。

泉州南音演奏演唱形式为右琵琶、三弦，左洞箫、二弦，执拍板者居中而歌，这与汉代“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歌表现形式一脉相承。其工尺谱记法自成体系，是古代音乐记写形制之遗存。横抱演奏的曲颈琵琶、十目九节的洞箫、二弦、三弦击拍板等，也都因袭古乐器遗制。南音曲目有器乐曲和声乐曲两千余首，蕴含了晋清商乐、唐大曲、法曲、燕乐和佛教音乐及宋元明以来的词曲音乐、戏曲音乐等内容。南音以标准泉州方言古语演唱，读音保留了中原古汉语音韵。演唱时讲究咬字吐词，归韵收音。南曲曲调优美，节奏徐缓，古朴幽雅，委婉深情。

它汇集了盛唐以来中原雅乐之精华，后来又吸取了元曲、戈阳腔的特长，并与闽南的民间音乐融会一体而逐渐成为词曲清丽柔曼、旋律缠绵深沉的美妙乐种，尤其长于抒发乡人思亲、游子怀乡的真挚情怀，那如怨如慕如丝如缕的声音，犹如南国夏夜的玉兰花香，一阵阵沁入人们如痴如醉的心田。由于南音富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具有曲调优美、易学易唱的特点，因而在闽南和海外拥有众多的知音。

南音至今保留着“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演唱形式。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盛行，南音也随着华侨华人的足迹流传到东南亚，远达欧美。

曲海

泉州南音素有“曲海”之称，俗谓“诗山曲海无底谱”。南音散曲不计其数，有的人说有1000多首，有的说有2000多首，有的说有3000多首，甚至有说有6000 多首的。具体数字是多少，没有人说得清。早期南音传承为设馆授徒，先生（师傅）对学生（徒弟）口耳相授，曲谱不轻易示于人，南音先生（师傅）手中（心中）有多少曲谱当学生（徒弟）的都不一定清楚，更别说其他人了。

规制礼仪

古时南音演唱需搭盖锦棚，上面悬挂“御前清客”横彩（后衍为“御前清曲”），横彩边挂一对或一盏木质宫灯，台中放置五把太师椅，两只木雕小型金狮子（现衍为四只），左旁立一绣有黄龙的凉伞，一应摆设，可谓张灯结彩、金碧辉煌。这一切都源于清朝中后期开始流传的泉州南音晋京演奏受康熙皇帝恩宠的传说。泉州南音乐器以琵琶最为重要，演奏开始时应由琵琶弹奏者先行上台入座，其他乐器弹奏者方可就位，据传说以前琵琶弹奏者是坐在演唱者左边（即现在吹洞箫者之位），按照泉州的风俗习惯，此为“大位”，后来传说“五少芳贤”晋京为康熙皇帝演奏时，康熙皇帝曾将洞箫接过来学吹，此后，“大位”就让给吹箫者了。南音乐手“脚踏金狮”，这也和泉州南音晋京演奏的传说有关，南音演奏时，弹琵琶、二弦者为防止乐器滑落，往往将大腿盘上（跷二郎腿），相传在御苑演奏时，在皇帝面前跷起二郎腿有失礼仪，康熙皇帝于是命太监将龙椅之前的两只金狮子拿下来，一只放在弹琵琶的脚前，一只放在弹奏二弦的脚前，让他们垫脚，以防乐器滑落，故南音乐手有“脚踏金狮”的荣耀。泉州南音演奏时，有“起指”、“宿谱”的规矩，开始演奏时要奏指套（嗳仔指或箫指），继而唱曲，最后以演奏纯器乐曲（谱）作“煞尾”，完成一场演奏。以前泉州南音演奏还讲究“和谐协韵”，唱曲时，要以同一“滚门”（调高）的曲子接续连唱，若要换唱另一“滚门”的曲子，要以连缀不同“滚门”的曲子作为“过枝曲”加以过渡，才不致于“背韵”。泉州南音演奏者衣着讲究，行为举止皆有礼法。古时南音演唱、演奏者皆为男性，需着长袍马褂上台，坐太师椅，举止有度。现时亦有穿背心、短裤、拖鞋者不能上台的规矩。

泉州南音演唱时，协奏的乐手一般都要在奏完两支曲子后下台，换上其他弦友，仅奏一支曲子就下台会被人笑“没饱腹”（仅懂得弹<吹>奏此曲，不懂其它），连着弹（吹）奏三支、四支曲子则会被人说“占家俬（乐器）”。

祖师信仰

泉州南音尊崇后蜀皇帝孟昶为祖师，南音爱好者自称“郎君子弟”，是非常独特的行业祖师信仰，有异于泉州戏曲界其他戏曲如梨园戏、高甲戏、木偶戏等崇拜戏神田公元帅（雷海青），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孟昶，五代时后蜀国君，后蜀建立者孟知祥第三子，公元934年即位。宋乾德三年（965年），宋兵攻入成都，后蜀兵败之后，孟昶乃命李吴草表以降宋。孟昶降宋后不久即亡。孟昶死后，其妃花蕊夫人被宋太祖召纳入宫。因孟昶“美丰仪，喜猎，善弹，好属文，尤工声曲”，花蕊夫人心生怀念，私绘孟昶像以祠，被宋太祖见到并问是何神仙，花蕊夫人称其“张仙”，说：“奉此神者，多子。”宋太祖即焚香拜祝，传闻后来果然生子，乃敕封为“郎君大仙”，特赐春秋二祭。花蕊夫人著有《宫词》一五六首，其中有不少记述孟昶“御制新曲”之事，如：

“御制新翻曲子成，六宫才唱未知名。尽将觱篥来抄谱，先按君王玉笛声。”或许正是因为孟昶“善弹，好属文，尤工声曲”，“御制新曲”的缘故，才使得泉州南音子弟将之奉为祖师爷。

旧时南音馆阁都悬挂有“郎君爷”神像和南音先贤名录，每年农历八月十二日孟昶祭日及春秋时节，必举行规仪隆重的“祭郎君”仪式与“祀先贤”仪式。与传统的“祭郎君”仪式有着严格的仪规程序，通常在下午五点左右进行，摆设香案。祭器和祭品，以“上四管”形式坏立于郎君爷像前奏乐，奏乐完毕，即开始正式的祭典仪式，由司仪唱仪，馆阁负责人或资深教授（南音老师）主祭。 “郎君祭“仪式完成后，接着祭祀著名的南音乐师“五少芳贤”和本馆阁已过世的历代南音先贤，祭典规仪和祭郎君基本相同。

泉州南音馆阁、社团间往来有一种很独特的习俗，称“拜馆”，当南音弦友到达另一南音馆阁时，需先行香礼拜主方馆阁内奉祀的“郎君爷”，之后才整弦演奏联谊。

代表作品

南音曲词的内容大致可分为抒情、写景、叙事三类。，主要取材于唐传奇、话本和宋元及明代戏剧人物故事，其中《山险峻》、《出汉关》、《共君断约》、《因送哥嫂》等曲目广为流传。

传承意义

泉州南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作为陶冶情操、自娱自乐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与闽南人的生活密切相关，闽南人聚居之地几乎都有民间南音社团。除了在闽南地区的泉州、漳州、厦门和港、澳、台地区以外，泉州南音还流播到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家，成为维系海外侨胞和台湾同胞乡情的精神纽带，对增进民族认同感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发展

起源中原

中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古乐的许多遗响与南音有相似之处，如先奏的五音之乐、音阶与宫调理论；宫角绕商等多重角的旋法特点；汉代的谱式记号及汉蔺相和歌的“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之演唱演奏形式；清商三调、相和五调等等均能在南音之中找其踪影。（拙挫文：《南音标准音诸问题》对以上现象已作了详细诠释，此文故之）难怪《泉州府志》载有明万历年间的晋江寒儒苏浚作诗云：“满径苍苍烟雨突，长空浪卷晓云沈。江头不断清商曲，留得春风与客心。”苏浚是位南音爱好者，他所指的清商曲若不是南音又能是什么呢？因此，古时泉州南音很可能也有清商曲之称谓。

中原古乐之所以存活于泉州南音之中，这与历史上的几次大移民现象不无关系。永嘉之乱（公元304－309年），晋人衣冠南渡。宋太平寰宇记：“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固立南安郡（今泉州）景云二年改泉州和晋安郡（今福州）。”泉州考古学家们还不断发现晋江流域一带有大量晋人墓地，特别几年前，于丰州茂霞村发现晋代一墓葬，存有“部曲印”之陪葬品，这更是这一史实的重要见证。然而，南迁的晋人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后代记住这一史实，同时表以对晋国故土的思念而把原命名为南安江的河流易名为晋江。东晋亡后，南朝统治的一百多年历史，南迁在江左一带的晋人，依然觉得江左不比南方太平、安定，因此又小批量地陆续由浙江入闽北、转闽东，而最后又在这气候宜人、土壤肥沃、偏安东南一隅，依山傍水，犹如世外桃源的晋江流域一带沿江而居。

唐僖宗光启年间（公元885－887年）自河南陇亩起义的王潮、王审治兄弟入闽，据有闽中五州，立为闽王，建立闽国。这次移民时间短而大批量。其侄王延彬在南安设置招贤院，招贤纳士，中原士族如黄滔等纷纷迁地而南，一时泉州成为“海滨邹鲁”。此时的泉州经济和文化已相当发达，已是“千家罗绮管弦鸣”的繁荣景象了。中原人的南渡，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也必然带来中原优秀的音乐文化，这对当时泉州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宋元泉州的鼎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泉州有很多南音组织。据记载，最早当属建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的晋江深沪御宾南音社了。早期泉州市区的南音组织有“筠竹轩”、“灵裳阁”、“升平奏”、“回风阁”及“回风阁俱乐部”等。泉州周边各县市、各乡镇亦几乎都有南音社团组织。特别是在比较富裕的乡镇，南音社团活动则尤为活跃，被誉为“南音穴”的浮桥镇就是其中一例。这个富庶的小镇，人文景观极为丰富，笱江月色让人流连忘返，也孕育不乏南音人。夜晚，人们经常聚在桥头边的榕树下听老人们讲李九我的故事或接官亭的传说，远处还不断传来丝丝的弦管声。夜深，当人们返家路过下洲巷、祠堂口、和光宫，南音依然阵阵，清音雅乐不绝于耳。那时浮桥南音之盛，可见一斑。据浮桥下洲村84岁高龄的老艺人蔡百合介绍，早在60年前，就有许多资深的南音艺人在浮桥开馆设阁，收徒传艺，那时浮桥的“临江阁”在新门外一带名噪一时。当时，“延陵吴”13乡为“割香”庆典而举办的南音大会唱可说是盛况空前，那几天人们兴高采烈，到处张灯结彩、高搭锦棚，先由来自泉州城里及厦门等名社团登台献艺，再有13乡社团才一一登台演唱。“临江阁”出色的演唱让其他名社馆阁刮目相看。

解放事业

解放后，南音事业蓬勃发展。南音社团不仅有业余的组织，还有专业的组织。如1960年由视南音为无价之宝的王今生市长一手创建的泉州南音乐团，40多年来，不仅培养造就了一批南音专业人员在各地区发挥骨干作用，而且在各种赛事及访问交流活动为泉州争了不少荣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常年活跃在街头巷尾的众多业余南音社团，与群众的接触最为直接，也最受群众的欢迎，他们为泉州南音的普及与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泉州市南音爱好者、华侨、华人也不时给他们以各方面的支持与经济赞助，为弘扬泉州南音事业而作了可贵的贡献。

三五成群，家庭式的南音演唱在泉州最为常见，可说比比皆是。以曲会友、以声传情是弦友们日常生活中的最佳选择。主人们对待来者，不管初交或深交，都会奉茶施粥，若遇知音还会备办酒席招待。南音的艺术魅力让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和谐。

广州著名粤曲撰曲家陆风先生表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失明人演唱的地水南音一度流行于广州的茶楼妓馆。后来小明星、月儿等女伶当红，城市中的说唱传统渐渐被女伶所压倒，地水南音显出消退之势。到了四十年代，地水南音多见于乡村中的“七姐诞”活动。如朱村这些近郊农村，每到七夕就会请一些失明艺人到村里唱一两个晚上，通宵达旦。演唱的多是《背解红罗》、《大闹广昌隆》等热闹曲目。共和国成立后，提倡新文化，充满“旧气息”的地水南音就不合时宜，渐渐消失了。

泉州南音

作为南音的发祥地与集中地，泉州市历来重视和爱护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民间的弦管班社馆阁，几乎遍布城乡各地，以至山边海角，爱好者自愿结合，自娱自乐，随处都有管弦之声。新中国成立以后，泉州市首次出现由文化部门出面组织的弦管团体和公办乐团，弦友们成为新文艺工作者，他们学习新事物、服务新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泉州弦管重获生机与活力，民间的弦管团体恢复发展至500多个。在1981年至2005年期间，泉州市已成功举办了8届海内外南音大会唱。从1990年起，南音进入中小学课堂，并且年年举行中小学演唱演奏比赛，至今已举办了20届。泉州师院、泉州艺校招收南音专业学生，开辟了传承新渠道。而在保护与研究南音文化遗产方面，成立于1985年的中国南音学会、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做了大量艰巨、基础性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传播范围

泉州南音传承流播的地域非常广，除了在泉州城乡以及闽南地区广泛传播之外，历代以来一些闽南人移居省内各地和邻近省市，亦将泉州南音带到当地，如三明市就存在南音社团。泉州南音还伴随着闽南人的足迹，远播到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台湾的南音（称“南管”）社团有70多个，成员多数祖籍泉州，多达千余人，演唱、演奏风格保留着故乡泉州的传统特色。泉州南音在南洋地区曾经存在和现有的南音社团计有80多个，其中：菲律宾30个、马来西亚27个、印度尼西亚1 3个、新加坡1 2个、文莱1个、缅甸4个。在越南、泰国等泉州华侨聚居的其他国家也有泉州南音传承。可以说，再没有哪一种中国音乐能像泉州南音这样在这么广阔的区域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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