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历

早期生涯

康熙十八年（1679年）年羹尧出生，父年遐龄，历任河南道御史、工部侍郎，官至湖广巡抚。

年羹尧自幼读书，颇有才识。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授职翰林院检讨。曾多次担任四川、广东乡试考官，累迁内阁学士。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据清人萧奭所著的《永宪录》记载，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三十岁。对于康熙帝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图报”。到任之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全省情况，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康熙帝对他在四川的作为非常赞赏，并寄以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斡伟生番罗都等掠夺宁番卫（治今四川省冕宁县），杀死游击周玉麟。上命羹尧与四川提督岳升龙剿抚。岳升龙率兵讨之，擒罗都，年羹尧至平番卫，闻罗都已擒，引还。川陕总督音泰弹劾年羹尧延误军情，应该撤职上命留任。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越巂卫（治今四川省西昌市东南）属番与普雄（今四川省越西县）土千户那交等为乱，年羹尧遣游击张玉剿平之。

平步青云

年羹尧也没有辜负康熙帝的厚望，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再次显示出卓越才干。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策妄阿拉布坦遣其部将策凌敦多布入侵西藏，杀死拉藏汗。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出黄胜关（今四川省松潘县），军中哗变，引军而还。年羹尧遣参将杨尽信抚谕大军，密奏康泰失兵心，不可用，请求亲赴松潘协理军务。上嘉其实心任事，遣都统法喇率兵赴四川助剿。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年羹尧令护军统领温普进驻里塘（今四川省理塘县），增设打箭炉（今四川康定）至里塘驿站，增设四川驻防兵。上嘉年羹尧治事明敏，巡抚无督兵责，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年羹尧以敌情叵测，请赴西藏为备。廷议以松潘诸路军事重要，令羹尧毋率兵出边，檄法喇进师。法喇率副将岳钟琪抚定里塘、巴塘。年羹尧遣知府迟维德招降乍丫、察木多、察哇诸番头目。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上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兵自青海入西藏，授年羹尧定西将军印，自拉里会师，并咨询年羹尧孰可署总督者。年羹尧言一时不得其人，请以将军印畀、护军统领噶尔弼，而移法喇军驻打箭炉，上用其议。巴塘、里塘本云南丽江土府属地，既抚定，云贵总督蒋陈锡请仍隶丽江土知府木兴；羹尧言二地为入藏运粮要路，宜属四川，从之。木兴率兵前来收地，至喇皮，击杀番酋巴桑，年羹尧疏劾。上命逮木兴，囚云南省城。八月，噶尔弼、延信两军先后入西藏，策凌敦多卜败走，西藏平。上谕羹尧护凯旋诸军入边，召法喇还京师。年羹尧不久遣兵抚定里塘属上下牙色、上下雅尼，巴塘属桑阿坝、林卡石诸生番。

康熙六十年（1721年），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这年九月，青海郭罗克（今果洛藏族自治州）地方叛乱，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次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允禵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雍正帝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隆科多是胤禛的亲郎舅，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关系甚为亲密。

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这样，年羹尧遂总揽西部一切事务，实际上成为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权势地位实际上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再起战火。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总督各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

当时年羹尧初到西宁，大军未集，被罗卜藏丹津得知，于是率军偷袭，直取西宁。年羹尧率左右数十人坐于城楼上，毫不慌张。罗卜藏丹津以为有诈，率军引退。年羹尧令兵攻击贼垒，敌军认为年羹尧兵少，不为防备，驱桌子山土番当前队；炮发，土番死者无算。岳钟琪兵至，直攻敌营，罗卜藏丹津败逃，仅率百人遁走。

雍正二年（1724年）初，战争的最后阶段到来，年羹尧下令诸将“分道深入，捣其巢穴”。各路兵马遂顶风冒雪、昼夜兼进，迅猛地横扫敌军残部，大获全胜。年羹尧“年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震慑西陲，享誉朝野。

平定青海战事的成功，令雍正喜出望外，遂予以年羹尧破格恩赏：在此之前，年羹尧因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罗克之乱的军功，已经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以筹划周详、出奇制胜，晋升为一等公。此外，再赏给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袭；其父年遐龄则被封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此时的年羹尧威镇西北，又可参与云南政务，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君臣知遇

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他有权向雍正直接上报，把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随时上奏。他还经常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夺。

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则更是频频与年羹尧交换意见，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年的意见来任用。元年四月，雍正命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不久想要改为实授，把原任巡抚调为兵部侍郎，雍正特和年商讨这项任命。另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职官员时“二意不决”，就征询年羹尧的意见，问他如果将陕西官员调往他省升用“你舍得舍不得”，要他“据实情奏来，朕依尔所请敕行”。四川陕西以外官员的使用，雍正也经常征求年的意见。

青海平定之后，雍正在给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年羹尧进京期间，即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也非常好，并且给予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把年视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这样说有失至尊的体统，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为了把年羹尧的评价传之久远，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了：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至此，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罕能相匹的。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获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非常之物。年羹尧本人及其父年遐龄和一子年斌均已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乱之功，赏加一等男世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承袭。

在生活上，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也是关怀备至。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父亲遐龄在京情况，年羹尧之妹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至于奇宝珍玩、珍馐美味的赏赐更是时时而至。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证鲜美，雍正令驿站六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种赏赐可与唐明皇向杨贵妃送荔枝相比了。

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并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他对年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

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君臣失和

年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纵。行文诸督抚，书官斥姓名。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

年羹尧的失宠继而遭祸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边疆时，蒙古王公和额驸阿宝见到年羹尧必须跪拜。在赴京途中，他令直隶总督李维钧、陕西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十一月，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曾经荐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及景灏可大用，弹劾四川巡抚蔡珽，上即以授景灏，又擢升胡期恒为甘肃巡抚。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布政使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身败名裂

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年羹尧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说这是年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

年羹尧曾经参劾四川巡抚蔡珽威逼所属知府蒋兴仁致死，蔡珽因此被罢官，经审讯后定为斩监候；而年羹尧的亲信王景灏得以出任四川巡抚。这时雍正已经暗下决心要打击年羹尧，蔡珽被押到北京后，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监禁起来，反而特地召见他。蔡珽陈述了自己在任时因对抗年羹尧而遭诬陷的情况，又上奏了年羹尧“贪暴”的种种情形。雍正于是传谕说：“蔡珽是年羹尧参奏的，若把他绳之以法，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朕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的。这样就让年羹尧操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因此，雍正不仅没有给蔡珽治罪，而且升任他作了左都御史，成为对付年羹尧的得力工具。

二月初一庚午日（1725年3月15日），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九十二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五条，欺罔罪九条，僭越罪十六条，狂悖罪十三条，专擅罪六条，忌刻罪六条，残忍罪四条，贪婪罪十八条，侵蚀罪十五条。

雍正说，这九十二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

年遐龄及年羹尧兄年希尧夺官，免其罪；斩其子年富；诸子年十五以上皆戍极边。年羹尧幕客邹鲁、汪景祺先后皆坐斩，亲属给披甲为奴。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甲戌日（1726年1月13日），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赦免了年羹尧诸子，交年遐龄管束。

人物评价

雍正帝：“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因种种败露，不得己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诫。”

赵尔巽：“雍正初，隆科多以贵戚，年羹尧以战多，内外夹辅为重臣。乃不旋踵，幽囚诛夷，亡也忽诸。当其贵盛侈汰，隆科多恃元舅之亲，受顾命之重；羹尧自代充为大将军，师所向有功。方且凭藉权势，无复顾忌，即於覆灭而不自怵。臣罔作威福，古圣所诫，可不谨欤！”

陈康祺：“年虽跋扈不臣，罹大谴，其兵法之灵变，实不愧一时名将之称。”

葛虚存：“大将军羹尧军法极严，一言甫出，部下必奉令唯谨。尝舆从出府，值大雪，从官之扶舆而行者，雪片铺满手上，几欲堕指。将军怜之，下令曰:‘去手！’盖欲免其僵冻也。从官未会其意，竟各出佩刀，自断其手，血涔涔遍雪地。将军虽悔出言之误，顾已无可补救。其军令之严峻，有如此者。”

高阳：“细细考查，此人（年羹尧）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具；否则亦不至于连世宗（雍正）那些令人肉麻的迷汤都分辨不出来，被灌得如中酒一般，沉醉不醒，自速其死。因此，在康熙年间，所受天语褒赞，无非雍亲王故意替他说好话的结果。”

《清史稿》：“隆、年二人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