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事迹

“反帝大同盟”

1930年入西安中山中学（现西安二中）学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西安、北京等地从事地下斗争。7月，陕西地下党遭破坏，周洪涛逃离西安到达北平，参加了北平地下党的工作和“反帝大同盟”。

创办《民意报》

1934年初，周洪涛受党派遣回到西安，继续党交给的工作，创办《民意报》，后被查封。

从事抗日救亡

1934年夏入上海蒙藏学院学习，并参加“陕西旅沪学友会”和“中国人民武装自卫会”等进步组织，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参加抗日决死队

1936年秋，党组织派周洪涛前往米脂民众教育馆工作，同年秋，又调他到山西前线参加抗日，曾在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抗日决死队任第四纵队十二分校教官、民运工作团副团长等职。

从事学生运动

1937年奉派回西安，从事学生运动。

青年抗敌决死队

1938年调任山西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第四纵队十二分校教官、民运工作团副团长。

抗日民主政府

1940年初，调任太原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同年6月8日，农历五月初三，周洪涛和一名姓董的科长从太原平川出发，赴晋绥边区八分区（当时分区专员为康世恩，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开会，途经交城县上石沙村时突然与“扫荡”抗日根据地的日军遭遇，惨遭枪杀。时年29岁。

后世纪念

1944年，晋绥边区在周洪涛牺牲的上石沙村竖起一块“殉国烈士纪念碑”，除了贺龙、关向应、林枫、康世恩等人的题词，还刻有一千多名烈士的英名，周洪涛排在左侧第十位。

寻亲历程

烽火岁月家书传音信

1939年3月，在山西抗日前线战斗的周洪涛借到后方开会的机会，给远在西安的父母写了这封现存的惟一家信。在信中，周洪涛解释说：“最近儿在这里均很好，身体也很健康，工作甚为顺利，敌人在我们这区域里（清源、太原、徐沟、阳曲）虽然统治得很厉害，但始终限制不了我们的活动。中国人总是中国人，老百姓始终向着我们，所以敌人总是没办法。”

“近几个月来，家里没有什么变动吧！大人身体都健康吧！大盖（原文如此）是因为政治部的经常活动不定，所以也没有接到家中的一封信，我想一定是邮局没有寄到。今后交通恐怕还要困难些，所以要是接不到儿的信时，希大人勿忧。我们住的是敌区，最近是来后方开会路过临县，便给家中写了这封信。最近若能来信，可寄至山西交城岔八区专员公署转太原县政府交即可，若时局无甚大变化即可收到。以后我们那里邮局若能通，那我们的交通就比较便当，我这次回去预备同邮局交涉一下，交涉好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这封周洪涛写给父母的信件，是由一个商人装束的人捎回来的，另外还有两句口信，说是叫家里人不要给他来信，等他来信后再联系。从收到这封信后，周家老小就再也没有了周洪涛的消息。

英雄儿女抗战情景如昨

周洪涛的信件真实地反映了当年抗战的艰苦性：“儿现在的工作比前更为繁忙，一方面负责四纵队工作队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负责太原县一县的行政工作，一天的工作真忙得人头痛，尤其是行政工作，因为这里是敌人统治的区域，县城里面还有敌方的汉奸县长，我们经常连（原文如此）这些家伙进行斗争，我们是本着保国卫民的精神替老百姓解除痛苦，为中国千百万被鬼子屠杀柔（原文如此）躏而遭难的人民服（原文如此）仇除害，打击鬼子铲除汉奸，所以鬼子虽然占了这地方已经两年多，但这地方的老百姓还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向着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令依然还能在敌区各地通行，在这些地方我们很明白地可以看到敌人想灭亡中国是不行的，只要中国人心不死，只要中国人内部能团结，只要我们能坚决抗战到底，日本鬼子一定可以（被）打出中国去，在后方的人看不见敌人占领区的真实情况，只看见敌人的飞机，只听见敌人怎样厉害，所以他们觉得中国没有办法，但只要他们在这里把实际情况一看，他们就会看到敌人真没有办法，敢见（原文如此）我们再合（原文如此）他们抗战两年，恐怕敌人自己就要崩溃，这里敌人的兵多半出发打仗时都哭，他们都说我们再不能回本国了，经常闲谈时都很丧气喊叫着想回去没有法子，这是我们的工作同志在鬼子兵营里停（原文如此）差时亲自见到的事实。这里最可恨就是那些最不要脸的汉奸，一种是公开给日本人办事害中国人，一种是自己不抗战反而在后边暗中捣乱，但是中国人总是中国人，这些人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所以对我们的工作并不能有多大损害，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很平安地工作着。”

数十年生死两茫茫

周洪涛的这封信，一直由其母亲（周莲芳的奶奶）保管。在后来的日子里，这封信先后为周生华、周莲芳的入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周生华在兰州工作后申请加入党组织时，周莲芳的奶奶将信交给了前来调查的同志，后来就存放在周生华的档案之中。等到周莲芳入党时，这封信又调到了她的档案中。周氏三兄妹当中，周莲芳从未见过父亲的面，她心中一直都想着怎样才能找到父亲。 　尽管没有了丈夫的消息，但周刘氏（周莲芳兄妹的母亲刘孝贞）始终坚信自己的男人是革命的，她就是革命家属，街道组织的缝衣服、做鞋等拥军活动，她从不肯落后。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周莲芳得知信的内容，越发觉得母亲的想法是对的。 　最先急着寻访的是周洪涛的父亲，但一直没有消息。到了1950年，老人在报上登了消息，结果就有人找到周家，说是周洪涛被困在延安，需要很多钱才能救出来，让周家人送钱到某地，由他转送给周洪涛。周莲芳的姑父提醒老人说不要轻信来人之言，建议最好让来人告知周洪涛的下落，由周家人亲自去送钱，结果发现来人是个骗子，那人根本就没有周洪涛的消息。老人一着急，犯了高血压，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后来又有谣传，说周洪涛“被当成叛徒处决了”，这个说法让周家人更加担心，从那以后，周家就没人再敢提寻找之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莲芳寻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退休前，周莲芳长期在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有一次，她在山西的一个文史资料当中看到一篇文章，发现里边一些叙述和父亲信件当中所写的内容极为吻合。这个发现让周莲芳激动不已，她将这个发现赶快告诉给哥哥，兄弟二人也很高兴。

近百封征询信带来线索

尽管周莲芳发现的文史资料和父亲的信件内容有相关信息，但要在多年后寻找一个很可能已经去世的人，难度可想而知。 　知道父亲在山西太原曾参加过抗日斗争，兄妹三人就以此为出发点，翻阅了很多文史资料，随即就向武汉、重庆、四川、甘肃、广州、北京、山西等地发了近百封征询信，尽管回信者人数不多，但获取的信息还是让兄妹三人激动不已。 　最先回信的是曾和周洪涛同在晋绥边区八分区工作、时任山西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的肖平。肖平是西安人，毕业于陕西师范。 　在复信中，肖平写道：“上周来信收到，翻印家信和照片一张拜阅后，我对您的革命的父亲深切怀念……我和你父亲在抗日战争初期，同在山西吕梁地区，反顽固斗争后改为晋绥八分区工作。”在信中，肖平又给周氏兄妹提供了几个知道情况的人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很快，新的证明材料接踵而至，有太原市古交区文管所、原晋绥边区八分区交城县县长任悟僧、原清太徐游击队四大队二连连长张四本、睦联坡“殉国烈士纪念碑”（照片）等。

亲人的名字刻在烈士纪念碑上

越来越多的材料，清晰地勾勒出周洪涛光荣的革命历程。 　周洪涛，原名崇义，字洪涛，1911年生于西安市。1930年，周洪涛考入西安中山中学（现西安二中）。“九·一八”事变后，西安各中等学校成立了“西安学生抗日救国总会”，周洪涛被中山中学学生推举参加这个组织，并负责宣传股工作。1933年上半年，周洪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秘密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同年7月，陕西地下党遭破坏，周洪涛逃离西安到达北平，参加了北平地下党的工作和“反帝大同盟”。1934年初，周洪涛受党派遣回到西安，继续党交给的工作，创办《民意报》，后被查封，同年夏，经组织介绍，到上海蒙藏学院学习。1936年秋，党组织派周洪涛前往米脂民众教育馆工作，同年秋，又调他到山西前线参加抗日，曾在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抗日决死队任第四纵队十二分校教官、民运工作团副团长等职，“晋西事变”后，我党成立了晋西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清（源）、太（原）、徐（沟）、阳（曲）地区的工作，遂派周洪涛担任晋绥边区八分区太原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领导清、太、徐、阳等地人民开展抗日斗争。 　1940年夏，农历五月初三，周洪涛和一名姓董的科长从太原平川出发，前往晋绥边区八分区（当时分区专员为康世恩，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开会，行至交城县上石沙村（现太原市古交区）不幸与向我根据地“扫荡”的日本鬼子相遇，二人惨遭枪杀，周洪涛牺牲时年仅29岁。 　1944年，晋绥边区在周洪涛牺牲的上石沙村竖起一块“殉国烈士纪念碑”，除了贺龙、关向应、林枫、康世恩等人的题词，还刻有一千多名烈士的英名，周洪涛排在左侧第十位。